当然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不动变本体和中国哲学所理解的本体是不一样的，前者为不变动的理念，后者为生生不息的宇宙万物之母。
（《孔子世家》） 这里指出孔子晚年喜欢读《周易》，竟将简上的皮索磨断了三次。《易》曰：‘东邻杀牛，不如西邻之禴祭，寔受其福。
子云：礼之先币帛也，欲民之先事而后禄也。……《易》曰：‘不耕获，不菑畲，凶。肯定了这一点，我们才可能进一步探索孔子与《易传》（十翼）的关系，以及《文言》《系辞》中孔子的《易》说。陆德明没说齐、鲁读易为亦而仅仅鲁读易为亦，可见《齐论语》易并不作亦，也不读为亦，与《古论语》文字既同，解说也不异。《史记》说： 孔子以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教弟子盖三千焉。
此外所谓读《易》韦编三绝也当别有来源。《周易》古经产生在西周初年，到了春秋时代，已经流传较广，有很多人学习，《左传》《国语》两部分里记春秋时人引用《周易》占事或论事的记录，有二十条之多。如《魏书》载：永熙三年二月，出帝释奠，（李）业兴与魏季景、温子升、窦瑗为摘句。
由此可见，佛教解经之义疏，固为印度佛学与儒家传统解经学融合之产物。19 《三国志·魏书》卷四《齐王纪》，第119页。伏生在齐鲁地区的教学，自然是要讲论的。除兄子二人补四百石，都讲生八人补二百石，其余门徒多至公卿。
这个独有精神志向和社会关系的双重含义。又陆机有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，虽说此书到底是三国吴人陆机还是西晋之陆玑（陆士衡）作，学界尚有争议，但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及《经典释文》皆有著录，六朝义疏也有征引，则此疏当为西晋以上文献。
7 樊波成：《讲义与讲疏——中古义疏的名实与源流》，《史语所集刊》第九十一本第四分，第711，712页。18 《隋书》卷九《礼仪四》：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9年，第196页。41 《南齐书》卷三三《王僧虔传》，第662页。经典注释后来常用义疏之名，偶然也见文疏的说法。
陈壁生谓：郑玄构建的经学大系，不再像两汉今文博士那样用经说展现经学的意义，而是使经学成为一种客观的知识。故执经最初意味着处于一种卑下和学习的状态。又案《出三藏记集》载尼子事：有好事者得其文疏，前后所出定二十余卷，厥舅孙质以为真经，行疏劝化【8】。作为文献的经书与作为知识的经学，既能维持经学的独立性，又能落在政治生活中成为议礼、论政的价值依据，教化天下，塑造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。
至于儒家讲经，已有念诵经文、都讲论难等事;而讲经后撰集解释，亦出现在皇家讲儒经中。佛教中之高座，自然来源于印度，但其在中国之形制，或已有汉化特色。
及佛教义疏既盛，儒家之义疏，反而亦模仿效法焉。南朝的儒林诸传，多贫素清简之士，如刘瓛、严植之、范缜等。
见吴承仕：《经典释文序录疏证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第140页;乔秀岩：《义疏学衰亡史论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7年，第2页脚注。乡里莫或开馆，公卿罕通经术【36】。【34】 按《后汉书·桓郁传》本注谓帝自制《五家要说章句》，令郁校定于宣明殿，可见此书以汉明帝的意思为主，而成于桓郁之手。【22】可见执经有讲解的意思。惟此文于儒家义疏与讲经之关系，及儒佛二家思想变迁之状况，犹有未尽之处。汉代最初经、注别行，后来注释有具载本文者，但章句仍然是别行的。
《杜周传》：‘疏为令。把胡宝国的这种观察与陈壁生对郑玄经学转向的判断结合起来，我们可以看到一幅经学转变的连续图景。
据此而推，讲经时有执读诵出经典，而后有论难及讨论，最后润色撰集为章句或义疏。疏之名义，不必起源于讲。
更具体的细节，可见郭永吉的研究【33】。27 《南齐书》卷五四《徐伯珍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7年，第945页。
11 《汉书》卷五六《董仲舒传》，第2495页。【30】此次讲经有擿句，而撰义疏的为著名佛儒学者周颙，可见擿句与录义，实密不可分。佛教的传入，给中国知识界的肉身结构带来了新思路。它反映了讲学过程中经说之间的竞争。
大儒独学，不能养众，也是因为愿意跟大儒学习的弟子少了。逵于是具条奏之曰：‘臣谨擿出《左氏》三十事尤著明者，斯皆君臣之正义，父子之纪纲。
近来樊波成据尹湾汉简《衣物疏》等考古文献，证明疏本为分条计识之义【7】，可佐证我们的说法。22 《三国志·魏书》卷四《高贵乡公纪》，第133页。
难者必明其据，说者务立其义，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，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。馆因此成为一种官方资助的、在国子学体系之外的经学传承场域。
（有时国子学也称馆），南朝开馆的名儒有雷次宗、刘、吴苞、严植之等。讲经的时候，皇帝不拿经本，作为公共场所的讲经，就需要先有人把要讲的经典宣读出来。《梁书·儒林传》谓： 汉末丧乱，其道遂衰。孝武帝尝讲《孝经》，仆射谢安侍坐，尚书陆纳侍讲，侍中卞耽执读，黄门侍郎谢石、吏部郎袁宏执经，胤与丹杨尹王混擿句，时论荣之。
凡此种种，皆在佛教讲经流行于中国之先。【49】万事从惑而起是佛教的因缘说，如慧远谓无明为惑网之渊。
范晔作《后汉书》，专辟《逸民列传》，所载人物虽覆盖东汉一代，但其问题意识，与东汉末年以来逸民成为一个重要群体和现象有关。5 范文澜：《文心雕龙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62年，第425页。
刘居住的瓦舍常常漏雨，而严植之死时连丧事都因穷困而办不起。上谓郁曰：我为孔子，卿为子夏，起予者商也。
